当地时间1月24日，由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国代表组成的安全问题工作组举行首次三方会谈。这也是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近四年来，俄、美、乌三方首次开展直接接触。
此时距离俄乌冲突爆发已经接近四个年头了，这场深刻影响全球地缘格局的事件，也持续塑造着外界对俄罗斯和欧洲的认知。作为关键邻国与战略伙伴，中国社会对于俄罗斯的解读，以及对其与西方关系的评估，也在这充满变数的四年间经历着一轮又一轮的发生着变化。一个核心问题日益凸显：俄罗斯如何定位自己在现代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其未来如何处理与中国、欧盟及美国等全球主要力量的关系，已成为预判俄罗斯未来数年战略走向的关键。
观察者网：作为欧洲研究所副所长，您对欧洲有很深的研究，同时作为俄罗斯人，自然对欧洲的认知与我们不同。我们注意到，您在2025年10月参加了一个会议，会议的核心议题是欧洲“集体魏玛化”，什么是“集体魏玛化”？为什么你们会选择这个主题？
比如，我们也会邀请来自法国、德国的作家，他们写过关于俄罗斯政策、普京、欧洲危机的书，有些德国学者还是我们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同时也会在德俄、法俄相关协会中担任领导职务。
这一目标是基于基督教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出的。但现在的欧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偏离了这些目标，不仅未能实现经济繁荣，甚至连“福利国家”模式本身都面临危机。德国总理默茨已经公开表示，在当前经济危机背景下，福利国家模式已经难以维系。另一个与“魏玛化”概念相呼应的特征，是越来越多地借助军事政策为其政策后果辩护并赋予正当性。
观察者网：那在俄罗斯学界，有没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没有人认为欧盟的未来仍然光明？
观察者网：在那次会议上，学界对“集体魏玛化”的主要共识和分歧是什么？您个人最认同哪一条判断？
第一，是欧盟机构，尤其是其作为超国家机构的合法性危机。欧盟基于超国家的意识形态与欧盟不断推进权力集中、试图打造一个更加集中化的欧洲政治结构形成了明显矛盾，比如不断扩大欧盟委员会的权力。
观察者网：在几年前，有俄罗斯研究就批评欧盟越来越像苏联晚期。从您的角度看，“魏玛化”和“苏联化”有什么区别，这反映了欧洲怎么样的变化趋势？
将欧盟描述为“走向极权”，或者说“欧盟正在成为新苏联”的话语，更多是一种政治话语，而不是严格的学术分析。这种说法在传统主义阵营中，甚至在欧盟内部的一些右翼政党中比较常见。最明确提出“欧盟是苏联2.0”的政治人物之一是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欧洲爱国者”等政治集团的欧洲议会议员也会采纳这种观点。
这是一种针对欧盟的政治批评话语，他们批评欧盟日益成为维护国家主权与国家利益的障碍。这一类观点反映了相关政治力量在欧洲议会选举及本国大选中的立场，在西班牙、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有较为显著的影响力。
然而，当前的传统主义运动已不同于15年前的“疑欧主义”。以往，疑欧派多主张直接脱离欧盟，例如英国脱欧。而今的批评声音则更多指向欧盟委员会，“要求回归其初始目标”，即建立一个有利于各国社会与经济、以和平为宗旨的欧洲联合体。而另一种批评指出，欧盟正走向一种高度集中的治理模式，限制成员国主权，这也构成传统主义力量的核心关切。
观察者网：在俄乌战争前，俄罗斯内部有不少人希望推动欧洲和俄罗斯基于能源联系的一体化，但是很明显，随着美国的干涉以及俄乌战争的爆发，相关尝试已经完全中止。现在俄乌战争正在进入后半段，您认为接下来俄欧会如何定位彼此之间的关系呢？
俄罗斯在本质上仍是一个欧洲国家，但俄罗斯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欧洲国家。长期以来，俄罗斯始终与欧洲世界及欧洲国家保持着联系，同时又始终作为一个具有独特性的欧洲区域实体存在，与西欧乃至东欧皆存在显著差异。
例如，匈牙利获得美国豁免，得以继续进口俄罗斯资源；斯洛伐克亦然。因此，现实情况远为复杂，断言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全无关系”并不准确。事实上，俄罗斯与欧盟委员会及其官僚机构之间几乎已无往来，但仍与部分欧洲国家保持联系，如匈牙利、斯洛伐克。俄罗斯与意大利的关系也仍然良好，俄意商业协会在莫斯科十分活跃，意大利同仁仍参与我们的会议，他们并未像许多在意识形态压力下受反俄政策影响的欧洲人那样，惧怕参加俄罗斯主办的论坛。
要恢复以往俄罗斯与欧盟之间那种全方位、高密度的合作规模，无疑将极为困难。二十年前我们与欧洲官员及同行之间那种频繁而直接的对话都已成往事。但我认为，未来几年内，俄罗斯与部分欧洲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将会有所回升。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欧洲政治人物意识到，他们在乌克兰危机中做出了许多损害自身经济利益的决定，也越来越难以向民众解释为何生活成本不断上升。这将成为未来与俄罗斯调整关系的基础。
观察者网：长期以来，中国国内有不少人希望欧洲实现战略自主，摆脱意识形态优先的态度。您认为未来欧洲能否认识到自己路线的问题？您对中国未来的对欧战略有什么建议呢？
不过，从欧洲政治的现实来看，我认为欧洲政治精英目前正陷入一种意识形态困境。但在意识形态层面，欧洲目前处于一种迷失状态。他们不断谈论“欧洲价值观”，但究竟什么是欧洲价值观，对欧洲人自己来说也已经不那么清晰了。过去，欧洲价值观意味着人权、民主，以及以社会经济繁荣为目标的欧洲一体化。但现在，在欧盟官方文件中，“欧洲价值观”几乎被简化为“支持乌克兰”“捍卫乌克兰的民主”。这种替换，实际上改变了欧洲价值观的内涵。
观察者网：最近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发生了调整，将矛头对准欧洲、试图从欧洲收缩，并表示俄罗斯不是“直接威胁”。这对于俄罗斯拓展的国际空间非常有利。未来您认为俄罗斯会做出什么战略选择？
但我认为，特朗普拥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他不仅仅是支持传统的美国生活方式，更有一种传统主义取向，强调维护各民族、文化、宗教、国家的独特身份。正因为如此，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提出要支持其他国家采取“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政策。也就是说，美国更愿意与那些坚持本国国家利益的国家打交道，因为这对美国是“划算”的。我觉得这对理解未来战略很有帮助。
我认为，这份战略文本很可能也受到了传统基金会相关“意识形态设计者”的影响，他们也为特朗普政府提供政治战略设计。这份国家安全战略在安全议题上写得很完整、很系统。第二点是它对欧洲道路，以及欧盟当前政治选择的评估。特朗普政府对此非常批判，而这种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对欧洲领导人反而是“有用的”，因为文件里专门用章节谈到了欧洲文化与欧洲政治的衰退，并把这种衰退与欧洲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很多主流媒体总把特朗普说成只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只关心交易、钱和关税。但这份战略显然是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而且其中一些定义与俄罗斯强调“文明”的意识形态，以及我们之前讨论的“欧洲魏玛化”有重合。所谓欧洲的“魏玛化”或危机，在这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被非常完整地描述了：制度危机、经济危机、意识形态危机都包含在内。在这样的背景下，俄罗斯以及俄罗斯的政策当然也会有所改变。
观察者网：那么俄罗斯的整体政策导向会更偏内政，还是偏向在国际上扮演更大角色？
我认为，在特朗普任期内俄罗斯政策会朝着与美国进行更紧密合作的方向发展。当然，我们无法预判下一次美国总统选举会发生什么。但事实上，我们与美国的关系确实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回暖。比如普京和特朗普会面，这种会面本身就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对外交官、商界人士、文化界人士都是如此。它至少意味着，我们需要彼此对话，在一些领域展开合作，而且我们也确实在某些领域可以合作。
此外，我们之间还存在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合作基础。在很多人眼里，俄罗斯被视为国家利益与主权的“象征”，而这恰恰也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里强调的东西：维护主权、维护国家利益。
与此同时，俄罗斯在意识形态上与特朗普关系不错，也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某些理念重合，比如强调传统、强调本国文化；同时俄罗斯也支持一种共同历史、共同命运的观念，在某些表述上与中国的理念也有相通之处。所以，俄罗斯到底会如何行动、会做出怎样的战略选择，并不存在一个简单答案，也不存在唯一的路径。
观察者网：目前从战场形势来看，俄罗斯已经控制了乌克兰的一部分领土，你们可以选择更加“向内”的政策，将精力更加集中在重建方向、加大国内投资。你们也可以将资源用在更多对外的方向，在国际上扮演更大的角色，你们会怎么选？毕竟俄罗斯资源是有限的，你们总得在“向外”还是“向内”之间做一个取舍。
我们已经从那种以美国霸权为中心的世界，转向一个多中心，也就是“多极”的世界。多极的含义就是：我们可以做出多个选择，而不是一个选择；不是只把重心放在国内或只放在国外。
说到乌克兰危机，我认为它是俄罗斯与西方，尤其与欧盟长期关系演变的结果。在2000年代初，普京总统在他执政的最初几年里就多次提到，他希望与欧盟达成协议。梅德韦杰夫总统也谈过，比如取消签证制度之类的议题。当时人们曾抱有一些希望，认为欧洲政治家，比如当时的德国总理施罗德，会找到对双方都有利的方案。
观察者网：不知道您有没有一种感觉，但是我会认为，世界有进一步回归19世纪化的趋势，大国协调和多极格局正在重新形成。从您的角度看，这种“回到19世纪”的类比是否成立？如果说当下正在形成一种新的“列强协商体系”或“多中心世界秩序”，欧洲会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位置？
但要强调的是，今天的情况一定会有所不同。我们确实处在一个多中心世界之中，也可以说出现了某种新的“列强概念”，但这种“协调机制”的质量和结构是独特的，不会简单重复历史。
我们之所以强调“欧洲”，是因为我们是欧洲研究所。我们在欧洲政治研究中并不使用“欧亚”这个概念，因为从我们的角度看，那并不是一个准确描述俄罗斯道路的概念。事实上，无论是俄罗斯普通民众还是知识精英，都认同欧洲文化与欧洲生活方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并不是“更属于亚洲”。白俄罗斯也是欧洲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金砖组织它是一个超国家、超整合的合作体，形式非常独特。很多其他组织，比如北约，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则、严格的义务，有秘书长，有更强的制度约束，也有更明确的意识形态；但金砖更像是基于成员平等的合作，不存在那种严格的意识形态要求或硬性义务。因此，这是一种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不是西方化意义上的现代化，而是一种多元的现代化路径。
观察者网：未来俄中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南方”之间，应该如何设计新的协调机制，既避免重演1914式的大灾难，又能让多极格局真正服务于各国的发展与安全？
因为第一，我们现在有一种“爱国共识”；第二，我们有一套非常全面，也非常集中的政策体系，用来支持经济、文化、军队与爱国议程。这与尼古拉二世时期恰恰相反，当时社会缺乏爱国情绪，国家力量也很弱。
至于协调机制，我想我前面已经说过，在新的国际秩序、多中心世界里，会出现不同形式的合作机制。未必一定是金砖，也可能是包含俄罗斯和中国在内的新型集团。但无论如何，中俄之间持续合作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深化对话，也要在“全球南方”的框架下推进更广泛的合作，因为我们的对外政策正在向全球南方倾斜。傲世皇朝平台注册